以法护民 则民不能忘

　　汉江奔流，岁月无声。在湖北襄阳樊城公馆门码头的石阶下，一方“民不能忘”的石匾已静立近二百年。它纪念的，是清代道光年间的一位襄阳知府——郑敦允。

　　郑敦允，字芝泉，湖南长沙人，清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甲戌科进士，散馆（明清新科进士被选为庶吉士的需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，期满后举行考试并分配官职，即“散馆”）后任职刑部。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，出任襄阳知府。以刑部资深官员出守地方，郑敦允以深厚的司法素养与制度思维，改善了彼时襄阳的治郡实践。

　　据《清史稿·郑敦允传》记载，郑敦允到任时，襄阳因吏治松弛、汉水泛滥成灾而盗贼频发，被称为“盗薮”。彼时官府缉捕经费匮乏，若向民间摊派，则极易滋扰百姓。于是，郑敦允主动奏请拨付官帑，以国库银两专作捕盗开支。依托这笔稳定经费，他遴选干练差役、多方谋划，先后擒获盗贼百余人；又于宜城、南漳交界水道建筑长效屏障，派官兵沿河巡哨，从源头防范盗贼。

　　当时襄阳有一名叫梅杈的大盗，凶悍党众，久为地方祸患，捕役皆不敢近。郑敦允探明其藏身之处后，连夜抓获了梅杈。听闻这个消息，梅杈的数百徒党马上赶来，意图劫夺梅杈。郑敦允临危不惧，厉声传令：“欲夺犯者，杀而以尸与之。”盗众为之震慑，无人敢上前。将梅杈押解回府衙后，当地百姓纷纷来到公堂控诉梅杈的罪行，曰：“久不敢言，言辄火其居。”百姓的遭遇令郑敦允长叹：“苦吾民矣！”最终将梅杈依法处置。

　　郑敦允的秉公执法不仅令百姓感怀，也震慑了其他盗匪。据清代学者缪荃孙编纂的《续碑传集》载，郑敦允病逝后，其弟赴襄阳迎丧，舟泊江岸，遇持刀盗贼欲行劫掠。船主高声相告：“此乃郑公家迎丧的亲人。”盗贼闻言，默默退去。船主告诉郑敦允的弟弟，这些人是襄中巨盗，当年郑敦允捕获其同党五人，依法处斩三人。其弟心生疑惑：“有诛杀同党之仇，为何不来报复？”船主答：“郑公断狱持法公平，人心信服，盗亦畏其公允。”古人论及此事时有评：“公勤民而民不能忘，诘盗而盗不敢怨。”可见，法之权威，不独源于刑律之威，更深植于公平公正的践行。

　　除了以雷霆手段除暴安良，郑敦允还着力整顿基层司法秩序。他出身刑部，深知地方祸患既在明火劫掠的盗匪，亦在搅扰诉讼、鱼肉百姓的恶吏。到任后，郑敦允排查辖内劣恶差役、顽猾讼棍十余人，“访所属衙蠹莠民最为民患苦者十余人，论如律。”司法积弊为之一清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倾力清理积案，对教唆兴讼者严加管教，将府内积压讼案尽数判决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。

　　枣阳地瘠民贫，外地客商前来放贷。高额利率下，不少农户无力清偿，田产落入客商手中。郑敦允体恤民困，允许负债者自行呈报债务，确立“子浮于母则除之”的规则，即凡利息超过本金的部分，一概免除。凭借这项举措，不少百姓得以赎回田产，挣脱高利贷的枷锁。以公权力矫正恃强凌弱的利益失衡，既契合传统法治“抑强扶弱”的理念，也与今天以司法保障百姓切身利益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。

　　民间私产要护，关乎往来商旅的公共水道，郑敦允同样不含糊。谷城陈家河滩水流湍急，有奸民在河道中堆砌巨石、布设竹笼截流捕鱼，导致过往船只屡遭倾覆，百姓深受其害。这些人自恃有势可依，百姓敢怒不敢言。郑敦允查实后，“严檄毁之”，将拦河巨石悉数拆除，恢复水道畅通。河道属于公共资源，航运安全关乎公共利益，以行政手段破除对公共水道的非法侵占，捍卫的不仅是航道秩序，更是社会公平正义。航路通畅、商旅无阻既是通商惠工的朴素诠释，也藏着古人守护公共利益的治理智慧。

　　汉水贯穿襄阳，是母亲河，亦是悬在樊城百姓头顶的一柄利剑。每逢汛期，江水泛滥，田庐倾圮。郑敦允到任时，樊城江岸已被侵蚀大半，“坏民居十四五”。此前历任知府都意识到改筑石堤的必要性，但苦于缺乏经费，只能小修小补。郑敦允下定决心根除水患，他反复奔走沟通，劝说当地商贾、乡绅捐资募款，引入多元社会力量垒筑石堤，“乃甃石堤数百余丈”。施工期间，他亲自督工，不避寒暑，百姓也纷纷出力。历时三年，石堤终告完工。不久后，汉水暴涨，樊城则凭此石堤得以保全，百姓感念其功，称之为“郑公堤”。

　　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六月，汉水暴发特大洪水，史载“天纲渤潏，亘古未有”，郑公堤在巨浪冲击下塌陷过半。此时郑敦允虽已调任武昌，听闻灾情，他仍“引为己责”，力请回任修堤。他在省城筹措白银万两，于当年八月赶回襄阳。《清史稿·郑敦允传》载：“襄人走迎三百里，日夜牵挽而至”——百姓步行三百里，以拉纤方式将其坐船拉回。重返襄阳后，郑敦允一面倡捐筹赈，搭建数千间棚屋安置灾民，增筑副堤加固堤基；一面组织抢修，推行“以工代赈”，让青壮年劳力靠修堤换取口粮，并妥善安置老弱妇孺。日夜操劳之下，他积劳成疾，终致不治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正月初六，堤坝工程未竟，郑敦允病逝任上，年仅五十余岁。《襄阳县志》载，襄阳百姓齐聚“对岘亭”下，“哭公如哭私亲”。他去世后的第三年，襄阳百姓自筹资金，修建郑公祠，并于条石驳岸正中镶嵌“民不能忘”石匾。

　　郑敦允治襄四年，所遗者，一座至今静卧汉水之畔的石堤，一方“民不能忘”的石匾，更有一份足以垂鉴后世的为官之道：以法律安民，以制度护民，以生命殉民。纵观其理政轨迹，惩奸除恶彰显刑事安民之底线，扶弱济困蕴含民事护民之温情，除障破私展现行政公义之锋芒，筑堤守水更见公益担当之赤诚。

　　近二百年过去，汉水东流不息，郑公堤静卧如初，石匾字迹犹然清晰。“民不能忘”，非郑敦允自许，乃百姓刻于石上。一位官员所为，史籍虽无法尽数详载，但百姓心中自有丰碑。以法安民，则民不能忘——这是一位清代知府以生命写就的箴言，亦是留给后人最厚重的精神遗产。